琅琊丁氏第六十九支是六世祖大有祖之后，据《琅琊丁氏家乘》记载，传至11世失考。自此琅琊丁氏再也没有六十九支的下落。2012年的1月份。现居青岛开发区武家庄的丁桂新通过网站与丁玉华取得联系。告知他们就是六十九支大有祖的后人。二百多年之后，琅琊丁氏第六十九支再次回到家里。
　　春节过后，我就迫不及待约着丁贵昌（26支18世）跟从昌邑北裴来青岛续谱的丁明辉（四世祖循礼祖之后）一起赶到了武家庄见到了丁桂新（19世）。拜见了丁桂新的父亲丁德银（18世）老人，69支谱就是他亲自抄录并保存至今的。

琅琊丁氏69支18世丁德银

丁德银亲自抄录并保存下来的69支支谱

　　根据丁德银保存的69支谱看出，大有祖的后人基本分布在悦庄、封家黑龙沟、小庄、徐宋和汗车。
　　今天春天，我在去东疃采访的时候顺便去了一趟悦庄，在那里找到了69支的丁桂胜，虽然没有看到家谱，但是通过他跟丁桂新电话联系，他们的确是同出一支。
　　在诸城吕标有若干黑龙沟，但就是没有封家黑龙沟。是不是以前有过现在改名字了？问了好多人都不知道以前是否有个封家黑龙沟。
　　前不久通过台湾回家探亲的丁志钧（20世）见到了丁瑞林（62支19世）。在他那里看到了荒山口的丁氏家谱。发现除了对62支的详细记载之外，还有69支的记载。这个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于是在九月份就跑到了诸城荒山口村。去了之后才了解到这个谱当年是刘博疃帮着修订的，在荒山口没有69支。
　　虽然有些失望，但是也得到一个信息。69支应该跟刘博疃有联系。或者说刘博疃可能还有69支的后人。
　　对照荒山口谱中的记载，69支的分布应该是孙家黑龙沟。我的猜测是当年丁德银老人在抄录家谱的时候或许是因为当年家谱字比较草，误把繁体字“孫”记做“封”。丁桂新对我的这个猜想也表示了认同。
　　今天再次把丁德银抄录的69支谱和荒山口谱书加以比对。然后又通过网络查询和电话咨询，找到了汗车和徐宋这两个村子。现在唯一不能确认的“诸城河西崖头”是哪里，初步猜测可能是诸城南外环三里河水库那边的安家崖头，正好在河西沿，到底是不是谱中记录的那个村子还需要进一步的采访考证。
　　回过头来看一下69支分部村落，北边是悦庄，南边是孙家黑龙沟，两个村子直接的直线距离是10.5公里。汗车在孙家黑龙沟西南6公里处。徐宋在悦庄西偏南4.5公里处。安家崖头在孙家黑龙沟东北6.5公里处。而小庄子在孙家黑龙沟南3公里处。这几个村子在十五世祖的时候都还有记录，距今也就是100年左右，现在有没有琅琊丁氏的后人，如果有是不是69支的，需要走访之后才能确认。

荒山口丁氏家谱中有关69支的记载

69支支谱记载村落分布图

　　　据悉，由中国《金瓶梅》研究会、山东《金瓶梅》文化委员会举办的第九届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于2013年5月11日至13日在山东省五莲县飞天宾馆召开。中国《金瓶梅》研究会会长上海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黄霖教授、中国《金瓶梅》研究会副会长山东《金瓶梅》文化委员会会长山东大学教授王平先生、中国《金瓶梅》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吴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原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著名军旅作家李存葆先生、山东大学终身教授袁世硕先生、首次提出《金瓶梅》作者丁惟宁说的诸城市学者张清吉先生等专家学者134人出席会议，其中，大陆118人，港台8人，美国、韩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教授、留学生8人。
　　　会议由中国《金瓶梅》研究会副会长、山东《金瓶梅》文化委员会会长、山东大学教授王平先生主持，中国《金瓶梅》研究会会长、上海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黄霖教授致开幕词，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原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著名军旅作家李存葆先生及山东大学终身教授袁世硕先生、山东师范大学杜贵晨教授、河北工程大学社科部杨国玉教授、河北省清河县原政协主席陈金锁、天津理工大学法政学院付善明博士等人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最后，由中国《金瓶梅》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吴敢教授作大会总结。
　　　中共五莲县委、县政府对开好这次大会非常重视，县委书记、县长分别出席开幕式和闭幕式，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会议期间，与会的海内外专家、学者紧紧围绕《金瓶梅》的作者问题，从成书、版本、叙事、人物、艺术、思想、社会、风俗、比较语言等不同的视角，通过小组研讨、大会交流，纷纷展示了各自新的研究成果。
　　　会上，大家争先恐后，各抒己见，发言相当热烈，论证充分严谨，学术气氛非常浓厚。
　　　这次研讨会，对《金瓶梅》的作者是丁氏家族的丁纯、丁惟宁父子的认定，有了更深入的剖析和挖掘，这一论点，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金学专家所肯定和认可。通过这次研讨会，在学术界，对《金瓶梅》作者丁惟宁说的认定，更是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诸城张清吉先生在会上，又重申了《金瓶梅》作者丁惟宁说这一观点。
　　　山东师范大学教授杜贵晨先生说：《金瓶梅》的作者为丁惟宁，这可以说已经尘埃落定，成为不争的事实。
　　　河北工程大学社科部杨国玉教授说：我对《金瓶梅》作者丁惟宁说有共识，对此，无可争议。不过，我认为，说丁家三代更有说服力。
　　　河北省清河县原政协主席陈金锁先生对《金瓶梅》作者丁惟宁说又作了进一步的补证，他说：通过对笑笑生郡望兰陵的分析研究，通过对《金瓶梅》抄本流传的梳理，通过对《金瓶梅》序言和跋的研究，通过对“正定方言”的考证，我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认同《金瓶梅》作者是丁纯丁惟宁父子说。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原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著名军旅作家李存葆先生在大会上发言，他说：关于《金瓶梅》作者丁惟宁说，尽管现在还没成为定论，但是要想把它驳倒，那是十分困难的。
　　　山东大学终身教授袁世硕先生说：希望大家关注一下董其昌给丁惟宁的那封信，从这封信里可以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
　　　中国《金瓶梅》研究会副会长、山东《金瓶梅》文化委员会会长、山东大学教授王平先生将他的《关于“＜金瓶梅＞作者丁惟宁说”的几点思考》论文在大会上作了交流。他说：本文从董其昌、丁耀亢及《续金瓶梅》、《金瓶梅》抄本的早期流传等几个方面，对“《金瓶梅》作者丁惟宁说”作了分析，认为这一观点值得重视，但有待于进一步寻找证据，综合思考，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天津理工大学法政学院付善明博士在主持大会交流时，特别对《金瓶梅》作者丁惟宁说进行了点评，他说：在《金瓶梅》作者的探讨研究中，张清吉先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最先提出了《金瓶梅》作者丁惟宁说。张清吉先生为考证《金瓶梅》作者，从江苏邳州来到诸城，作了大量的工作，他的思路很好，希望再把一些更细的东西补充进去，提供一些更细的证据，把对《金瓶梅》作者的研究向前更推进一步。
　　　中国《金瓶梅》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吴敢教授作大会总结，在总结时，他强调说：《金瓶梅》作者丁惟宁说，是值得大家探讨的一说。
　　　应该说，《金瓶梅》作者丁惟宁说，是金学界考证的破冰之旅，是倍受世人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
　　　可喜的是，我们丁氏家族也涌现出象丁其伟先生、丁全来先生、丁文华先生、丁永伦先生等一批有心人，他们正在艰难地一步一步地探索挖掘，并且也有了初步成果。
　　　我们相信，在中国《金瓶梅》研究会和山东省《金瓶梅》文化委员会的组织下，广大金学专家学者经过锲而不舍地探索和挖掘，金学研究一定会有更新的成果，《金瓶梅》作者丁惟宁说一定会得到学术界的确认，“兰陵笑笑生”一定会浮出水面。
　　　我们期盼这一天的到来。

说明：该建议是对于印刷书面的族谱如何用字而言的，电子版是繁体字、简化字可以自动转换的，也就没有必要讨论使用繁体字、简化字。

盛世修谱是中国人的传统，家族修谱，关乎散居四方之广大族亲寻根溯源，理清支系、世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意义重大而且影响深远，“严谨”二字需要贯彻始终。修谱使用何种字体，事关族谱资料真实性、准确性，事关族谱整体形象以及广大族亲认同度，进而影响族谱作用发挥，不可小觑。关于如何用字，目前大致有三种意见：一是通篇使用繁体字，二是通篇使用简化字，三是“老人（老谱）沿用繁体字、新人使用简化字”（规则：老人老字、新人新字）。根据尊重历史、保持原貌的修谱原则，本人建议：采用第三种意见。【应该承认：老谱、老人沿用繁体字是保持原貌、新人使用简化字同样是保持原貌！】具体理由如下：

    一、老谱、老人（包括港澳台、国外地区部分使用繁体字的）沿用繁体字是历史的需要、传承的需要。我国1964年公布使用简化字以前，一直使用繁体字，我们的老族谱都是使用繁体字，在此以前的老人名字也是繁体字（也有以后改为简化字的），并且，目前还有很多失讳、失考的族亲支系需要溯源、对接，老谱、老人沿用繁体字，有利于保持族谱用字、辈系的溯源性、连续性、稳定性，有利于历史传承，有利于族谱、支系世次研判；这些繁体字作为姓氏文化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如果简单地改为简化字，就会丢失先祖字辈用字之精彩，使其黯然失色，有的甚至意思大相径庭，容易引起不必要的用字混淆。因而，老人、老谱保持沿用繁体字原貌为好，不可妄动。

二、新人使用简化字，是现实的需要、发展的需要。

我们国家1964年公布使用简化字以后，我们丁氏族亲的名字以及课本、著作等身份资料、社会资料、媒体资料都普遍使用简化字（港澳台地区还在继续使用繁体字的，尊其意愿）特别是有了户口簿、身份证以后的人名，按照国家户籍管理规定，人名未经公安机关户籍管理部门批准不得改变（包括改用繁体字），修谱也应该尊重现实，敬重法律授予的个人姓名权，使用简化字，保持和个人身份资料相一致，使族谱资料与社会资料、媒体资料相一致。

社会在飞速发展，我们中华丁氏族亲历来人才辈出，许多优秀分子活跃在各个社会舞台，赢得社会尊重、见诸许多媒体，如果把现有的简化字人名简单地继续套用繁体字续谱，有可能使族谱资料和社会资料、媒体资料、个人身份资料相脱节，形成“两张皮”，不利于广大族人查询、核实、研判、认知、续谱，后人很可能“不知道”先辈是哪一位？引起不必要的认知混乱。况且，我们国家也有规定，应该使用简化字。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年10月10日进一步明确：凡是在《简化字总表》中已经被简化了的繁体字，应该用简化字而不用繁体字；凡是不符合《简化字总表》规定的简化字，包括《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的简化字和社会上流行的各种简体字，都是不规范的简化字，应当停止使用。使用简化字既是国家硬性规定，也是广大族亲日常习惯，是时代发展不可逆转的潮流。

纵观社会发展史，谱书等文献资料必然要留下每个时代的印记，我们国家1964年起使用简化字，就是十分重要的时代印记，在谱书中如实反映、记载，既是对于当事人负责，也是对历史负责、对后人负责。如果人为抹去这个印记，必然会对于后人解读、研判谱书造成一定混乱。

因而，从实际出发，依法从俗，顺天应人，续谱时新人使用简化字也是保持原貌、尊重历史，不可返套繁体字。

三、修谱，关键在于实用。谱书，需要广大族人认知、认同、持有、传承。参与修谱的族人越多，识谱、爱谱、藏谱、传谱的族人越多，族谱的作用就会越大！

目前修谱是“少部分人”在运作，修谱的人士年龄偏大，对于繁体字是熟悉的，可能觉得使用繁体字比较庄重，又是老祖宗使用过的，情感上倾向于通篇使用繁体字；而广大族人、特别是年轻人对于繁体字不熟悉、不会用，我们的后代可能就更加不认识繁体字！对于繁体字认同感就差很多，心理上更多是倾向于通篇使用简化字。这就是修谱用字在实际应用中的矛盾冲突。这次修谱如果一概使用繁体字，在“少部分修谱人”中间应该是不成问题，而要使族谱在广大族人中间发挥好作用，特别是在年轻人中间、以及让我们的子孙后人代代相传，就会有很大困难，难以得到广泛认同、支持，继而影响族谱作用的发挥。

现在，很可惜的是，族谱中好多支系后人“失讳、失考”，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迁徙的族亲不会写谱、没有传给后代族谱；持有的谱书太少，往往族谱是稀有孤本，一旦遗失、毁损，就失传了。当前，社会人口流动很大，族亲迁徙数量较多，迁徙的族人如果手里没有谱、不识谱、不写谱、其后人不能承接续谱，就会造成新的“失讳、失考”。

我们中华丁氏族亲支系繁茂、人口众多，要想修好谱，用好谱，不能仅仅依靠“少部分人”，需要发动广大族人一起参与。单纯使用繁体字，不合时代发展潮流；单纯使用简化字，有失先祖字辈用字精髓，这是修谱用字选用单一字体难以避免的矛盾冲突，无论通篇使用繁体字还是简化字，都有很大局限性。

至于有的族亲担心：如果使用“老人老字、新人新字”，由于支系繁衍进展差别巨大，造成在同一本族谱，既有老人用繁体字、又有新人使用简化字，似乎不伦不类。其实，从历史发展的长远角度来看，这正好能够记录各个支派繁衍进程与年代的关联，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如实记录正是一件大好事。由于族谱资料欠缺，我们的很多先祖出生日期、迁徙年月无从知晓，只好借助于一些具有时代特征的（比如）朝代更迭、地名演化等等资料推算，一本族谱两种字体的应用，也不失为一种可以借用的具有时代特征的重要参照系，对于后人研究、推演、溯源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应该承认：老谱、老人沿用繁体字是保持原貌、新人使用简化字同样是保持原貌！繁简两种字体各有所用，既尊重历史、又顺应潮流，能够很好地解决老人与新人两种字体的矛盾冲突，显著增加灵活性、针对性、实用性，保证族谱资料真实、准确，最大程度满足广大族亲的要求，符合尊重历史、保持原貌的修谱原则，是最佳方案。

以上是个人浅见，供广大族亲研究修谱事宜时参考。

 　附图：两个三降关系示意图

　　仔细推敲，从图表中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着诸多微妙关系。
　　普净三降的故事，是连结《金瓶梅》、《续金瓶梅》的桥梁和纽带。
　　两个三降从表现形式上看，《金瓶梅》之三降为普净老师一人，第三次为虚降，整体表现为前实而后虚。《续金瓶梅》之三降为丁令威一降，二降、三降均为丁野鹤。丁野鹤历史上确有此人，所以整体表现为前虚而后实。
　　从虚实结构上看，《金瓶梅》普净的虚降与《续金瓶梅》中普净的实降，两者之间存在着连结传承的递进关系。是这一虚一实，把《金瓶梅》与《续金瓶梅》有机的连结在一起，使其成为一个整体。其中间媒介就是第三次转世的丁野鹤。
　　从内容上看，若说《金瓶梅》普净一降，是为《金瓶梅》开下十六回之事埋下伏笔，二降为幻化孝哥，则虚晃的第三降，是为以后《续金瓶梅》的写作留下的伏笔。普净的三降尘寰之日，即为《续金瓶梅》成书之时。
　　由此可以看出：普净老师的第三次降临尘寰，是连结《金瓶梅》与《续金瓶梅》的桥梁和纽带。

　　庚寅祀之孟夏，有幸拜读到日照丁履清、丁惟成、丁英原、丁斗昌、丁肇利等族人于戊子仲夏共撰之《读〈海州丁氏家族记实录〉之后的思考——兼与“二世失考”者就几个问题探讨》大作，获益匪浅。文中内容不唯关乎日照丁氏，且对海州丁氏全体包括诸城、板浦、黄县等丁氏发展史皆有所涉，客观上舛错较多，主观上歧论不少，窃意洵有必要予以纠正，以清视听。

一  为做出较为准确的结论，我们做如下假设：

二  从丁永公的出生年月推算

30年为一代：
    一世丁推（1327）即推公生于元泰定四年
    那么他25岁左右由海州迁往诸城的话应该是1352年，即元至正十二年。

    上述推断没有考虑文聪公四兄弟之间还有女姊妹，如果加上一个女姊妹的话，推公由海州迁往诸城的时间相应还要推前2年。

四  从董姓始祖董兴公的历史记载考证

关于兴公的出身问题，我的观点经过慎重分析认为，兴公绝对不是“水上人家” 渔户出身，也不是贫穷人家，更不会是没有文化之人。常言道：穷习文，富习武。家境贫寒习文可以，习武是无力达到的。一般来说，请文教师和请武教师的工资待遇是不一样的！二来说习武人的饭量特大，一日三餐再加夜间练功加餐，每餐二斤粮，一点不夸张，这还是最省的。试想，贫穷人家谁能供得起？三来说，按我国古老传统文字记录规则，如果身无特长从军，直写“从军” 就是了，如果此人有武术特长——铜锤、铁枪、方天化戟、大刀等等。可写：“以铜锤从军、以铁枪从军...... 等”。《明史演义》中描写徐达是“以铜锤从军”。“兴公以铁枪从军” 很能说明问题。它已经告诉我们，兴公不是一般农民、渔夫。再说,除非中等人家、大户人家、武术世家出身，是没有这种武器的！使用重兵器的人，必定是武功超群又力大无穷之人！如果是个一生走不出渔舟方寸之地的人，怎能拥有和保存这种武器？早当废铁卖了，又怎能拥有这种重兵器和使用这种重兵器的体魄和武功？如果兴公就是一般渔民，给他这么一杆纯铁重兵器上战场，他抗这杆铁枪就废尽全身之力而成了累赘，等于到战场上送死！能够南征北战几十年立下赫赫战功吗？这是最一般不过的常识了，应该细心考证才是。

如果不是贫穷人家，按咱丁家传统肯定要读书的，所以，兴公应该是个有文化之人！

第二个问题，再研究一下帖公的历史问题。近来又发现新的史料。帖祖生有三子，长子和三子失名讳，和二子子诚祖分别从洪武二、四年迁出蓟州。分别时以油瓶、灯盏、灯树为信物，大哥保存油瓶，二弟子诚祖保存灯盏（灯碗儿），三弟保存灯树（灯座）。

二弟子诚祖于洪武二年从北直隶蓟州迁徙山东沾化，大哥于洪武四年迁徙山东蒲台，三弟迁徙山东日照。古代移民不以个人意志，是强硬命令式分迁。所以，分别时约定，一定各自辈辈相传，告诉后代，盼望今后兄弟重逢。限于古代交通困难，兄弟三人，天各一方，团聚前景缈茫！

历史无情，苍天有意。596年后的民国25年，迁徙山东蒲台长支后人，拿着油瓶信物和长支族亲签名簿，找到沾化二支后人，接待者都是些举人拔贡身份、德高望重之老者，根据祖上传说和证物相符,遂以长、次两支相认，谱牒有续。由此得知长支进士一人、举人、拔贡多人。八世孙丁贵是明代正德三年进士，封吏部郎中。唯迁日照三支没有找到。（日照三支很可能又迁徙它地）。另有一个证据，民国三年七修族谱时,我沧州参加者是丁魁臣秀才,据他说:“那次修谱,沾化好几个举人,滨州蒲台去了两个举人，人才济济，哪有我说话的份儿？”证明那时滨州长支与沾化二支就有联系，亦证明丁贵公之后，人才济济。

由此可见，兄弟三人在洪武初年的年令，应该是能够独立生活之人。据传说子诚祖迁徙沾化时，是用担子挑着两个幼儿伯能、伯源祖来山东的，子诚祖时年25岁。那么他的大哥应该28岁上下，他的三弟也在20岁上下。二世祖伯能、伯源祖的出生年代应在至正28年到洪武元年，比诸城一世祖推公还大几岁。这样以来，再推断帖公的年令，超过兴公的年令二、三十岁。

按“家乘”记载福祖生於明代宣德八年推算，伯源祖五、六十岁才生福祖吗？所以，此传说令人费解。但是，子诚祖兄弟三人迁徙山东时的年令应该是对的。帖公超过兴公的年令二、三十岁，应该差不了多少。

按照推测，子诚祖兄弟三人迁徙山东时的年龄，起码在蓟州已经结婚生子了（子诚祖25岁），“用担子挑着两个幼儿伯能、伯源祖来山东的”。因为新迁之地都是无人区，而移民中女孩极少，这样以来，以上传说又有点儿靠谱儿。伯能、伯源祖的晚婚现象就不可避免，或者福祖上有几个姐姐，他是个老生子，二者合一，都是代龄段拉长的主要原因。这也是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族谱弁言》载：帖祖世居武昌府武昌县。那么我们帖祖和兴祖的辈分关系又怎么安排呢？如果说一点关系没有，那么《海州谱略》、《族谱弁言》又怎么沾化和海州、诸城、潍县谱牒都写着：“始祖兴公”如此相同？诸城创谱人是明末文学家丁耀亢，沾化创谱人是明代万历年殿试二甲第七名进士丁懋逊，（罢官回籍30年著书《归山文集》十二卷行于世）都是当代文豪，他们能够不慎重，张冠李戴吗？

据传说，帖祖在元代是个有官职、有身份的人。我在《丁氏始祖兴公与沾化丁氏始祖帖公的关系探讨》一文中，提到帖公与诸城推公的名字费解，所以从武术歌诀谱帖中找到了答案。当我从《明史》中看到嘉靖皇帝朱厚熜和一臣子张璁，名字谐音相同。在皇帝还没有怪罪之前，而他却主动提出让嘉靖给他赐一名字，改名孚敬，赐名茂恭。无疑这是给皇上拍马屁的聪明举动，所以，嘉靖非常高兴，并深得赏识。

看到此处突然悟出一个道理，应该还得在帖公的名字上做点文章。帖公生在元朝，他的名字可能原与元代皇帝铁木真、铁木尔之“铁”是同一字，如果是平民，比方说铁栓、铁蛋，叫啥名字都可以，如果在官场上混，遇上多事之人，动用弹劾，从你名字上做点儿文章，可能会因此而要了你的身家性命！所以把“铁”字改成了“帖”字。看来传说并非没有道理的，从他的名讳也可推断他是个有官职、有身份的人。因受民族气节驱使，人在曹营心在汉，倾向于陈友谅起义反元。

由此可以分析，陈友谅鄱阳湖大战全军覆没，被朱元璋所灭。无论元朝，还是陈友谅，都是朱元璋的死敌！鉴于朱元璋杀人成性的秉性，再在武昌住下去，可能有举家性命之忧。所以，在朱元璋得天下之前，已看出天下大势所趋，是帖祖举家迁徙隐蔽蓟州的根源。从此可以分析，帖公有亲属在陈友谅部服役，这个亲属很可能就是兴公。鄱阳湖大战，生死不知。就是知道兴公又从军朱元璋，更不能冒株连九族之险、投奔连累他而被一锅端！按照常理，凡牵涉政治庇护，是不能投奔亲友的！唯一选择，只能迁徙他地，造成永远之谜。这是帖祖上乘之策,万全之举！

如果陈友谅得了天下，结局绝对不一样了，不至于帖祖和兴祖以上先祖一点线索留不下来。肯定是，怕成为双料反属，才对后代封锁以上祖先历史信息的。子诚祖兄弟三人都迁山东，是否父亲告诉过那里才是我们的祖先原籍呢？另有蒲台长支谱书记载，一世祖洪武四年由枣强迁蒲邑南三十里长庄一支，“遗传家资富豪，概邑无二……偶遇仇人，祖传几代家产被抄，于是兄弟三人洒泪以油瓶、灯盏、灯树为信物，天各一方……。”蒲台谱七世以上祖先都失名讳。关于家产被抄之事，是蓟州、枣强、还是山东蒲台被抄，更是诉说不详。据分析应是在蓟州被抄符合史实。如果是在蒲台被抄，其家资也是从武昌、蓟州带来的，试想一个普通移民会在数年功夫成为“概邑无二”的富豪吗？在吾五世汝夔祖之孙继志君墓志铭中也可找出线索：“……丁之自始，鼻齐太公，以谥为姓，海岱俱雄，自蓟迁济，代隐於农。…”最后一句“代隐”非常关键，帖祖为政治原因考虑，把以上数代祖先隐去了。（此墓志铭是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郑以伟所撰）

传说帖公在蓟州殁于山中，这也是值得探讨的。朱元璋生性凶狠，杀人成性！尤其对原元朝官员和阵友谅余党后代，是绝不手软的！是否为确保后代安全，走入绝地，一了百了呢？

《丁氏始祖兴公与沾化始祖帖公的关系探讨》一文，是2007年根据福公出生年代推算的。2009年又发现新资料，这样以来，帖公的年令又增加50余年，所以又写了《再探讨》一文。对家族历史研究，不能一锤定音，力求精确，不怕反复。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可能再现新大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景象。

研究越深入，问题越复杂，也愈考验一个人的毅力和能量。关于兴、帖二公的辈分关系，还是缓下结论，慎重为佳，绝不能张冠李戴，父子颠倒了！

从吾《沾化丁氏家训》中第一句就是：“家虽贫必令子孙读书”。吾一世子诚祖是个书画家、吾二世祖名、字齐全，（古代平民百姓是仅有其名，而没有字、号的）以及特别注重文化教育，要求后人继承书香文脉来看，可能在元代之前就是书香门第。(直到文革1966年)数卷《丁子诚书法字帖集》才被销毁) 吾沾化一世祖是个书画家，二世祖伯能、伯源公以及三世祖福公如家谱记载：“务农业，重教育，习闻读书声，赞叹不已，徘徊留之。晚年以种树养花自乐......” 由此可见，都是文化人。都很注重子女读书。三世福祖从山东利津县丁家坊村迁徙沾化县城的主要目的就是利于子女教育，“聘请名师，课教五子”。 所以，经过元末明初天下战乱几十年，重又登上仕途阶梯, 迈入上层贵族社会。

追根溯源，感慨万千，涂鸦一首系之：

上溯史前三千长，炎帝之姜第一皇。

四十九世姜太公，讨商伐纣佐姬昌。

鼎革盖世封齐国，春秋五霸桓公强。

传至末代齐简公，田常弑君欲灭姜。

奸佞田常专齐政，如今著丁原吕姜。

家族隐姜改丁姓，历经两千五百长。

吾姓渊源盖华胄，生存传奇世无双。

飙风黑云恶雨袭，历尽危难与沧桑。

任凭风雨多涤荡，贵族血统头昂扬。

列朝官宦不胜数，读书继世翰墨香。

大浪淘沙精英在，太公后裔多栋梁。

营丘之望荣世泽，渭水之阳振家邦。

    创谱和修谱必须具备几个条件：社会的安定、家族的团结、经济财力的充沛以及文化人士的具备和积极参与，缺一不可。这几个条件具备了，像蚂蚁筑巢一样，好不容易创修成功，举族欣然。可是，一场社会 战火，或者灭顶之灾的河流决堤，使之谱毀人亡，文献资料荡然无存！过些年，社会安定下来，再从头开始。这时，原创修谱者和知情者巳不在人世，其难度如同搬山！这在我霑化丁氏发展史上有过数次。所以，使得很多祖先失讳或与上祖銜接不上，亲兄弟而不载谱，给后輩人带来诸多问号和猜测，给谱牒研究，增加了难度。话又说回来，有了今天这等规模的谱牒，亦是先祖们超群的智慧和对吾丁氏家族观念的执着精神之结晶，功如珠峰之高，大洋之深！

    诸城、日照族人，利用网络空间，建立了丁氏网，给我丁氏族人互通信息和联络以及对丁氏谱牒之研究，提供了便捷条件。而诸城族人丁玉华、丁全来、丁绍华等先生和日照族人丁仲海和台湾丁原礼、丁肇宾先生，对谱牒文化的研究，开创了我丁氏现代谱牒研究之先河，令霑化、沧州丁氏举族欣然，敬佩至极！

    在此，晚生根据《霑化丁氏家乘》（二000年第九次修谱时改成《霑化丁氏世谱》）所载资料，发表一点浅识拙见,以供族人参考。 据《霑化丁氏世谱》中《族谱弁言》（明万历年创谱序言）记载：“丁氏世居荆楚武昌县，元末祖讳兴者以铁枪归顺明太祖”。。。。。。“其霑族原为荆楚，先徒蓟而后徒霑”。到底兴祖与帖祖是何种关系，同代？上下代？隔代？谱书无记载，给后人留下了不解之迷。诚挚感谢诸城族人丁全来先生写的《海州谱略小考》文章（在百度网上〈琅琊丁氏家族网〉发表，〈日照丁氏家谱网〉转载），对这段历史的研究，贡献巨大。对我们霑化丁氏支派无疑是个鞭策！为此，啟发了我对这段历史的研讨思路。晚生试图以帖祖出生年代來推算、破解这段历史“疑案”，未尝不是一线之曙光。

    霑化丁氏始祖讳帖公，居北直隶蓟州。长支失讳次支霑化一世子诚祖、二世伯能、伯源祖、三世宽祖、福祖康懿公。三世以上生卒年月失考，三世康懿公生於明宣德八年，（1433年）按十五岁结婚十七岁生子，为一代年令段推算，次支伯源公应是永乐十三年（1416年）其兄伯能公应追加三岁，即永乐十年（1413）一世子诚公应为洪武二十五年（因他是次子追加三岁）即1393年。帖祖应是洪武八年（1376）。

    以上我是按常规推算的，其中还应有非常规问题。我在查阅拜读家乘时，有不少长子与父亲相差二十几岁，十七岁生子的不是很多。这也不难理解，古代限於医疗卫生条件，有妇科疾患的很普遍，婚后数年生育亦很普遍。这是理由之一。我们的古谱，女孩子不上谱，如上有几个姐姐，年老了才生个老生子，代令又会延长。这是理由之二。如果上有几个哥哥幼年夭折，直到中年才立子，代令也会拉长。这是理由之三。兴祖一个朱元璋非嫡系异已官员，职低薪少，人口众多，经济上无法宽裕，甚至连养家糊口都成了问题。俗话说：“半大小子，吃煞老子”，一个武將出身人的儿子，肯定也是继承父志练武之人，飯量惊人。所以，只好让大儿子出外谋生或者从军，以缓解生活窘况也是有的。诸城始迁祖推公和潍县始迁祖山公也是很年轻就出外了。可能也是这个原因。常言道：故土难离呀！试想，谁家如果家财富足，捨得让儿子们外出的？都是出於万般无奈呀！（儿子们都是提篮挑担离家出走的，到达目的地也是从事社会最底层的从军或从事农、渔、编织等，这也是吾兴祖全家第一次的家族离散）。这一切，应该是朱元璋的异巳政策造成的！所以，帖祖外出后无疑是过着艰难困苦独身生活的，再按和平环境下，十五岁结婚十七岁生子，是绝对办不到的。代令段又得拉长。这是理由之四。

沾化丁氏保存的丁氏古宅

沾化丁氏保存的千年古槐

    山东沾化丁氏,可推到元末明初，世居武昌府武昌县。元末天下大乱，始祖兴公，以铁枪从谅军，凡二载, 谅败，归顺朱元璋部。在灭元建明中，东招西讨，南征北战，立下了汗马功劳。而朱元璋却把兴公当作非嫡系，在明朝立国以后，一直没给兴公应有的政治地位，经济生活可想而知，家人子弟颠沛流离外地。朱元璋到了洪武二十三年才想起兴公，(谱书记载为洪武十三年，据诸城族人丁全来族亲考察, 十三年有误, 实为二十三年)此时兴公54岁已退,故给兴公的儿子封了个海州(今连云港市)淮安卫百户(世袭)以慰藉（相当于六品官）。山东沾化县丁氏始祖帖公，落户直隶蓟州。约洪武末年，天降大沥，沾民略尽。其长子失讳与二弟子诚祖奉旨移民迁居山东沾化。到底帖祖和兴祖是何种关系，属哪一支？谱书无记，可参考沧州丁桓起写的研究文章《丁氏始祖兴公与沾化始祖帖公的关系探讨—兼与诸城族人丁全来先生商榷》一文【附后】。
    《海州丁氏家乘》、《诸城丁氏家乘》均记载兴公之长子贯公，次子推公。而《潍县丁氏家乘》记载山公为海州兴公之季子(此记载非常重要, 古代兄弟排行，习惯用：伯(盂)、仲、叔、季, 代表长次。 此可证明, 兴公生有四子, 而不是二子。据丁懋学於明代万历年所撰《海州谱略》记载：”世居武昌府武昌县，始祖兴公，以铁枪从谅军，凡二载……归朱元璋……。”又据沾化丁氏《族谱弁言》(注: 明代万历年首创谱序)记载：“其沾族原属荆楚，先徒蓟而后徒沾……”问题就出在这里，(说明帖公没去过海州)不能说四地《家乘》谁对谁错。数百年战乱年间出现此种情况，不足为奇，长子和幼子幼年外出,几十年音信皆无, 生死未卜, 但根据传说,仍可回忆上来，假如数百年呢？恐怕连传说也难继承下来！再说还有另一种情况，兴公从军时，谁有确凿证据兴公年令，在原籍没有娶妻生子呢？在兵荒马乱、天灾连年的年代，家中唯一劳动力、顶梁柱从军走了，父母、老婆孩子何以为生呢？所以由大儿子以技匠手艺出外打工，混口饭吃。要知道，那可不是天下太平年间，而是元末群雄纷争、天下大乱年代，家乡如有一线生活希望，谁也不会闯出家门讨生活的！所以，经过千山万险,流落蓟州，加入匠籍（画匠）。从沾化丁氏《族谱弁言》：“始祖兴公……其沾族原属荆楚，先徒蓟而后徒沾……”分析，恐怕帖公不知父亲下落，也没到过海州, 此种情况不是没有！所以，数百年海州丁氏后人创谱时,只知有贯、推，不知有帖，不足为奇而成为历史了。再说，中国各个姓氏中存在此种情况者，枚不胜举。根据帖公出生年代，研究推断,兴公应该生有四子。沾化支派蓟州帖公应为伯(孟),海州贯公应为仲,诸城推公应为叔,潍县山公应为季(按古代兄弟排行孟(伯)、仲、叔、季,兄弟四人)。

 民间传说

一门三进士
                    
    长期以来，族人间一直流传着“西南庄一门三进士”的美好传说，说的就是丁自劝和他的弟弟丁自奉、丁自玉都考取了进士，因而流传着这一盛誉。
                    
    传说明朝万历年间，在丁家大村天台山前的西南庄村，有一户人家，主人叫丁惟荐，是天台丁氏七世祖，曾入私塾读过几天书，后因其叔父无故被官府羁押入牢充军发配，家道败落，未能参加科举考试，造成终生遗憾。为了使家中出个读书做官的人，既能光宗耀祖，又不受欺负，他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发誓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儿子上学读书。儿子丁自劝自小聪慧颖悟，喜欢读书。丁惟荐就托人仰脸，将儿子送入学堂。每天，儿子放学回家，丁惟荐都要检查他一天的学业，时刻告诫他不要贪玩，一定要发愤读书，出人头地，光耀门庭。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几次县试中，丁自劝都名列前茅，他一鼓作气于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去省城应试考中举人，第二年（1604年）又进京赶考联捷高中进士。朝廷任命丁自劝为山西襄陵县知县。上任时，父亲丁惟荐一再教育他，要做个好官、清官，不要欺压黎民百姓，不要学那些贪官污吏，做那些丧尽天良的丑事，败坏家族名声。丁自劝牢记家父教诲，去上任为官。在襄陵县，他勤恤抚民，公正执法。虽然年轻，但是办事扎实老练，就象是一个处世多年的老吏一样。丁自劝不怕强暴，为民除害，稳定了社会秩序，百姓无不拍手称快。丁自劝因政绩突出，多次升迁，曾多次担任朝廷掌管钱粮赋税的重要职务，在任南京工部营缮司主事时，他负责督理芦田租税。有一次，皇帝叔父福王额外要求要将整个沿江芦田的赋税粮饷划归自己为汤沐费，皇帝竟答应了。丁自劝就上疏皇上，详细列举了做汤沐费会给老百姓带来得种种害处，以及可能会给国家带来得更严重的危害，坚决要求削减这一害国害民的无理要求。皇帝觉得自己已经答应了，不能再改口。丁自劝就据理力争，直到让皇帝收回了成命。福王大怒，威胁丁自劝，丁自劝不但没被吓倒，反而亲到福王府上，跟福王理论，并引用了历史上若干皇亲国戚胡作非为所引起的 
    改朝换代之例，来说服福王。弄得福王十分沮丧，也只好作罢。丁自劝又将所追回来的田地，按照质量划分为上、中、下三等，让老百姓按等级纳税，不再象以前那样，好地坏地一样纳税，这样以来，更加公平合理，使老百姓减轻了负担，得到了很大的好处。后来，丁自劝升为兵部车驾司员外郎，又升武库司郎中，后被提为直隶保定府知府。保定地面有很多中贵人，也就是明朝皇帝非常宠信的宦官。这些人仗势欺人，气焰嚣张，经常胡作非为，欺压百姓。丁自劝铁面无私，从不巧言令色，狠狠打击了一些坏蛋，得罪了这些太监。他们就经常在皇帝面前进谗言，诬陷丁自劝，结果，丁自劝被撤消职务，罢官回家。但因为丁自劝政绩突出，很有声望，不久又被皇上起用，到潞安府去任负责司法的推官，很快又升工部虞衡主事，榷南新税。因父亲去世，他奉旨回家守丧，服除，又补户部四川司主事，监兑苏、松、常镇饷。丁自劝忠于职守，严以律己，终因劳累过度，死在任上，终年五十四岁。清康熙四年乙巳（１６６５）奉旨入乡贤祠享受祭祀。葬丁家松园庄北茔东北，有碑。
                    
    丁惟荐因培养出丁自劝而子贵父荣，明天启六年，被皇上封为承德郎，工部都水司主事，明崇祯年间又被皇上封为承德郎，户部四川司主事。丁惟荐就以长子丁自劝为例，严格要求丁自劝的弟弟们以他为榜样，勤奋苦读，出人头地。可是，丁自劝的弟弟丁自丰、丁自玉却对练武情有独钟，从小就爱舞枪弄棒，且臂力过人，经常爱力举重物，跑马射箭。开始，丁惟荐经常训斥他俩不务正业，应该好好读书做文章，象大哥一样考中进士做官。有一天，丁自丰被逼急了，不服气地说：“不就是考个进士吗！你看着，早晚我考个进士你看看！”不久，县城开考，兄弟二人去了诸城武考场，没用费力，就中了武庠生。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兄弟二人练武得劲头更大了。明崇祯十五年壬午，也就是公元一 
    二年，兄弟二人又去省城济南应试，又是轻松夺得了武举人的桂冠。兄弟二人可高兴了，越练越有劲头。他俩还组织了一帮子年轻好武者，经常在一起演练武艺。后来，果然都考取了武进士。
     西南庄一门三进士的传说，至今仍在藏马山一带被人们传颂着。

保定戏班
                    
    传说，某年，保定府一个戏班走南闯北，四处演戏。这一天来到了西南庄。开始，他们就觉得这个村子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也就象以前一样，随便糊弄一下，拿了钱，挣下饭来就行了。甚至个别演员还不耐烦，有时还耍个小脾气。西南庄的族人尊长们一看，他们不当牌出，就去找丁惟宁老太爷商量了一下，说：“咱们先把保定府老爷的一对大灯笼挂起来吧！”于是，就高高的把两个保定府的大灯笼挂了起来。戏班班主一看，原来这个村子就是咱们保定府老爷的老家呀！一下子慌了。连忙拜见了丁惟宁老太爷，陪了不是。拜见后，回去立即组织戏班认真唱戏，精心演出，不敢马虎。结果，一连三天，刚吃完饭就立即上装开始演出，反而是听戏的跟不上趟了。大部分村民还没有吃完饭，戏台上就已经开演了。

迁往诸城
                    
    丁自劝的父亲丁惟荐去世后，丁自劝奉旨回家为父亲安葬守孝。父亲安葬后，他看到族人兴旺，而家产总是有限。他就主动提出，自己要搬家到诸城城里住。他对弟弟们说：“我为了方便，想搬家，到诸城城里住。但是，请弟弟们放心，家里的财产我分文不要，就留给弟弟们维持家用。”丁自奉等说：“那还行？虽说家产不多，但也有良田数百顷，养活咱们弟兄还是绰绰有余的。大哥就不要搬家了！你要是一走，不知道哪天再见面！”丁自劝说：“咳呀！诸城离咱家也不远，不过百十里路罢了！我们还是很容易见面的。再说吧，我们弟兄多，有在乡下住的，有在城里住的，这样呢，有事也可以互相照应，岂不是更好！”丁自奉等见丁自劝主意一定，也就同意了大哥搬家。但是一定要把家产弟兄们之间平分。丁自劝说：“算了吧！我还有朝廷给的俸禄，饿不着大哥我。还是家里用项大，就全都留给你们吧！”于是，丁自劝与弟弟们洒泪而别。自己去诸城东关安家立业，取名“丁家花园”。后来又迁到东南门里。
                    
    以上这些传说，从侧面证明保定府丁自劝早已在族人中深入人心，藏马山一带人民世世代代交口传颂，人们深为有这样一位老同乡而骄傲。说明他就是藏马山下的西南庄人。

                                                                          出土文物

                    
    四清时，在西南庄村东南十二亩地里，挖掘了一口古墓。据说是丁自劝曾孙丁泓的坟墓。丁泓当年年龄不大，尊祖命骑马还乡祭祖，不料马突然受惊狂奔，丁泓被颠震坠落，但一只脚被马镫缠住，出不来，惊马拖着胡乱窜，因而，丁泓横遭不幸。后来，西南庄族人公议，在前溪之南立义田，将丁泓葬在此地。后又雇佣厉焕海为茔户，看守坟墓和义田。
    四清时挖掘出的义田中的坟墓为金顶子，传说还有石碑。但据说很早碑就不见了。后来被人发现，碑横卧在村东南大约五百米处路北的井口上。在井口的南沿，被人当作井台。碑长约1.3米，宽约0.5米，厚约0.2米。碑是花岗岩石料。碑顶两端切角。碑上的字为欧体，布局美观，结构严谨，用笔峭拔，很有功底。碑字大如鸡卵。
     碑上文字如下：
                    
     吾等村前，自先人设立义田，道光九年，有族兄景越，因墟冢凌夷，曾往修筑。公置田屋，招茔户看守。立有碑碣，并立字据。今义田内有柞树一百余株，每年践害太甚。公议将树伐卖，复理墟冢，祭奠孤魂。议明，自后，不许丁姓看守。义田内，有地五亩余，以作守户工食；所割卜落、山草，每年出钱六十千文，作孤魂香火，并添殖树株。公费下余，存公。不许拖欠。立此碑碣，永垂久远。
     这出土的碑记，也更能间接的说明，丁自劝是西南庄人。